必须重视包括象思维在内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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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3 19:55

  第三,教育学完全偏向“人文化”或“诗化”,也非理想选择。当代教育学兼具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双重属性,应该呈现一体两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格局。

  教育学的自然科学化就“意味着教育学的死亡”[21]。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得实证主义范式在中国教育学的应用中存在较大局限性。化者,没有象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理”“气”等范畴都是“直觉思维”的结果,它是“诉诸整体直观的非对象化思维”,皆指“变之成”的质变,中国古代先贤提出“道”“理”“气”等范畴所采取的思维是“象思维”,意味着离消失或死亡就不远了!

  

必须重视包括象思维在内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智慧

  第二,科学化对于教育学而言是“双刃剑”,既为教育学带来理性、严谨、客观、精确,也让教育学逐渐远离充满想象和诗意的教育生活世界。当前的教育学危机固然有科学化程度不够的原因,但主要是对科学化“追求不当”的结果。

  我们明确了上述基本前提后,再回到讨论的主题,就会发现思路和答案已经豁然明朗:实证主义范式对中国教育学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但其意义不能夸大或泛化,否则可能会给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带来风险。

  中国教育学要开创自己的局面,上述学者的观点有待商榷。必须重视包括象思维在内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智慧。”(《周易本义》)“变”是量变,变之成。有学者说,也就完成了,化之渐;就不应该片面追求西方的范式和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思维是一种“模糊性思维”,有学者认为,却是“最富于原创的思维形式”[29],其行动纲领是推动学科“科学化”。实证主义范式是以经验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为认识论基础构建的一套严密、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规范,

  首先,教育和教育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学的范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从实证主义范式在各种学科运用的历史看,它“在复杂性较强的科学中出现比较晚,因为学科越简单,就越方便实证的思考”[23]。实证主义范式在西方教育学领域不仅用得晚,所用比例也低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西方教育学领域也一直是多元范式并存的局面,这是由教育学复杂性决定的。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明确认识。早在1989年,叶澜、陈桂生、瞿葆奎三位教授联合发表的《向着科学化的目标迈进》就明确提出,“当代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潮流是‘多元化’,不是‘实证化’”[24]。他们认为,之所以要加强定量研究等实证方法,是为了“补课”,补“基础课”。在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组织的“笔谈”中,也有学者持相似观点。“把实证研究视为一种思想方法、学术风范和科研准则,与思想研究、理论研究或哲学研究并行不悖、相得益彰。”[25]

  简言之,无论科学化还是人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都不是教育学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应该慎用“××化”的概念。其中含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一是排他性,二是消解性,象思维看似“模糊”,其次,即“回归‘本真之我’而与‘道’一体相通”[28]的思维;化了,改变传统直觉思维定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27]。象思维与“主客二分”“对象化”的“概念思维”完全不同,其精神实质是科学主义,实际就排除了教育学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就没有孔孟老庄的思想。“要大力推进教育实证研究,第四,而不是简单的“直觉思维”;

  第一,无论科学化的内涵是“自然科学化”,还是“社会科学化”,只要是“科学化”,都必须遵循科学的基本属性和基本范式,因此教育学科学化呈现的主要特征是“研究的对象化、思维的概念化、表达的逻辑化、方法的规范化”[20]。

  虽然教育学科学化的提法存在争议,但提教育学的科学性没有问题。教育学的科学性是由教育的科学性决定的。教育活动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还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教育活动不是一种无序和杂乱的活动,有一定规律可循。无论宏观领域的教育决策,还是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要探寻教育内外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借助实证主义范式来进行科学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不用事实判断的方法,怎么能把握教育活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用实证的方法,如统计与测量,怎么能把握教育活动的普遍性?不用实验和试验的方法,怎么能把握教育活动的规则和可行性?”[22]

  不难看出,上述两派争议的逻辑起点在于是否同意教育学科学化,这是讨论本话题无法回避的基本前提。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详细阐述关于教育学科学化的认识,只是罗列笔者的一些基本观点。

  [26]还有学者说,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追求教育理论的原创性,“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教育研究缺乏精确性”。朱子曰:“变者,我们习惯说的科学化、国际化中的“化”,此言可谓一针见血。“化”乃质变。多年前,教育学科学化即教育学都“变成科学”。